诺奖风向标?从引文桂冠经济学奖到诺贝尔经济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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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mson Reuters Citation Laureates)”(Clarivate Analytics Citation Laureates),《从引文桂冠经济学奖到诺贝尔经济学奖》一文对此进行了详尽的探讨和辩证的解读。值得一提的是,鉴于原文发表于位经济学引文桂冠者,因此,目前依然健在、仍未获得诺贝尔奖的引文桂冠者共计,为此,对原文的极个别表述进行了适当调整,但整体上维持原文风貌。敬请阅读。

自2016年10月3日起,原汤森路透(Thomson Reuters)知识产权与科技部已从汤森路透集团正式剥离,成立科睿维安(Clarivate Analytics)公司,原“汤森路透引文桂冠奖”(Thomson Reuters Citation Laureates)也更名为“科睿维安引文桂冠奖”(Clarivate Analytics Citation Laureates)。引文桂冠经济学奖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关联性如何,是“诺贝尔奖风向标”还是“诺奖界的贝利”,《从引文桂冠经济学奖到诺贝尔经济学奖》一文对此进行了详尽的探讨和辩证的解读。值得一提的是,鉴于原文发表于2016年11月,先后已有威廉·鲍莫尔(William J. Baumol)、安东尼·阿特金森(Anthony B. Atkinson)、斯蒂芬·罗斯(Stephen A. Ross)等三位引文桂冠者已先后去世,而本年度再新评选出7位经济学引文桂冠者,因此,目前依然健在、仍未获得诺贝尔奖的引文桂冠者共计52位。并且,“汤森路透引文桂冠奖”也已更名为“科睿维安引文桂冠奖”,为此,对原文的极个别表述进行了适当调整,但整体上维持原文风貌。敬请阅读。

近年来,每逢诺贝尔奖颁发前夕,原汤森路透(Thomson Reuters)集团就会公布其当年所评选出的“引文桂冠奖”(Citation Laureates),即著名的“汤森路透引文桂冠奖”(Thomson ReutersCitation Laureates)。引文桂冠奖被定位为一项具有“诺贝尔奖风向标”性质的奖项,与诺贝尔科学奖和经济学奖相对应,引文桂冠奖也分别设立了生理学或医学奖、物理学奖、化学奖、经济学奖四大奖项,因而引文桂冠奖的入选者(简称“引文桂冠者”)往往被人们理所当然地视作诺贝尔科学奖和经济学奖的“热门人选”。然而,通过对近年来引文桂冠奖与诺贝尔奖进行比较分析却不难发现,无论是科学奖抑或经济学奖,其诺贝尔奖得主无一出自当年所公布的引文桂冠者,因而引文桂冠奖的“诺贝尔奖风向标”性质不断受到人们的质疑。格罗斯曼诺贝尔奖

其实,汤森路透官方曾强调,引文桂冠奖定位于预测“当年及未来”的诺贝尔奖,因此,当年度的引文桂冠者可能成为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而当年度的诺贝尔奖得主则可能出自早期的引文桂冠者。他们坦率地承认,倘若当年度的引文桂冠得者恰好获得当年度诺贝尔奖,那么,纯属“运气成分大于技巧因素”(Pendlebury, 2008)。就2016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而言,一方面,当年度的三位引文桂冠者布兰查德(O.J.Blanchard)、拉齐尔、梅利茨无一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另一方面,当年度的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特(O.D.Hart)、霍尔姆斯特伦(B.R.Holmström)均出自历届引文桂冠者之中。据汤森路透官网统计,自2002年评选引文桂冠奖以来,截至2016年,在所评选出的280位引文桂冠者中,已有43位引文桂冠者获得了诺贝尔奖。尽管其中只有极少数诺贝尔奖得主出自当年度的引文桂冠者,但无法据此而否定引文桂冠奖与诺贝尔奖之间的相关关系。因此,应当辩证地理解引文桂冠奖的“诺贝尔奖风向标”性质。

就经济学奖而言,2002-2016年间评选出的65位引文桂冠经济学奖入选者中,已有14位引文桂冠者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占引文桂冠经济学奖入选者总数的21.5%;并且占同一时期总共29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的48.3%。因此,引文桂冠经济学奖的“诺贝尔奖风向标”性质更为明显。不过,同时也应当注意到,同一时期有15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未能出自引文桂冠者之中。因而,就预测诺贝尔经济学奖而言,引文桂冠经济学奖的评选确有值得改进之处。

想要了解引文桂冠经济学奖的来龙去脉,首先必须全面地了解引文桂冠奖的历史渊源。引文桂冠奖由原汤森路透旗下的知识产权与科技部(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Science)负责评选,因而通常被称之为“汤森路透引文桂冠奖”。其实,早在汤森与路透集团于2008年4月17日合并以前,引文桂冠奖的评选工作已经展开了一段时间。最早由汤森科技信息集团(Thomson Scientific)于2002年开始从事该奖项的评选,并将其命名为“引文桂冠奖”(Citation Laureates),随后更名为“汤森科技桂冠奖”(Thomson Scientific Laureates),随着汤森与路透集团的合并,再次更名为“汤森路透引文桂冠奖”。鉴于原汤森路透知识产权与科技部已于2016年10月3日起从汤森路透集团正式剥离,成立科睿维安(Clarivate Analytics)公司,该奖项将进一步更名。为行文方便起见,本文将其统称为“引文桂冠奖”。

严格地说,引文桂冠奖的评选最早开始于2002年,但在引文桂冠奖首席分析师彭德尔伯里(D.Pendlebury)看来,通过引文分析预测诺贝尔奖的工作,其实可以追溯到美国信息研究所(ISI)创始人、享有“科学引证指数(SCI)之父”称谓的加菲尔德(E.Garfield)博士及其研究团队的早期引文分析工作。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加菲尔德与其合作者就曾发表《诺贝尔奖得主能否被预测?》(Garfield & Malin,1968)一文,探讨通过引文分析预测诺贝尔奖的可行性。随后,加菲尔德在《自然》杂志上所发表的《研究科学的引证指数》(Garfield, 1970)一文中,公布了一份1967年“科学引证指数”(SCI)引证总次数最高的50位科学家排行榜,其中就包括1967年以前已获诺贝尔奖的5位科学家。据此,加菲尔德进一步预测,未来的部分诺贝尔科学奖得主将仍然会出自该名单。事实上,自文章发表后,先后有8位名单中的科学家获得了诺贝尔奖。可以说,1967年SCI引证总指数最高的50位科学家中包括了总计达15位诺贝尔科学奖得主。

就引文桂冠经济学奖而言,一般追溯到加菲尔德于20世纪90年代初所发表的《谁将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基于引证指数的预测》(Garfield, 1990)一文,该文与其20年前的文章类似,也公布了一份1966-1986年间“社会科学引证指数”(SSCI)引证总次数最高的50位经济学家排行榜。在该经济学家排行榜中,当时就包括有15位已经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他们按照获奖先后顺序排列依次为:萨缪尔森(1970)、库兹涅茨(1971)、希克斯(1972)、阿罗(1972)、缪尔达尔(1974)、弗里德曼(1976)、西蒙(1978)、舒尔茨(1979)、克莱因(1980)、托宾(1981)、施蒂格勒(1982)、德布勒(1983)、莫迪利亚尼(1985)、布坎南(1986)、索洛(1987)。据此,加菲尔德同样认为,未来的部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将仍将出自该名单。事实上,自文章发表后,先后又有9位经济学家获得了诺贝尔奖,获奖者分别为:科斯(1991)、贝克尔(1992)、卢卡斯(1995)、森(1998)、斯蒂格利茨(2000)、格兰杰(2003)、费尔普斯(2006)、萨金特(2011)、法马(2013)。由此可见,在加菲尔德所公布的1966-1986年引证总指数最高的50位经济学家中,截至目前,已经有24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此外,在加菲尔德尚未公布的50位经济学家以外的名单中,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默顿(1997)、戴蒙德(2010)分别名列第51、53位。由此可见,经济学家的引证总次数与诺贝尔经济学奖之间的确存在着很强的相关性。

加菲尔德于1990年所公布的50位经济学家排行榜与其于1970年所公布的50位科学家排行榜相类似,仅仅以经济学家被引证的总次数作为排行依据,并未剔除已获得诺贝尔奖或已去世的经济学家,甚至包括了去世多年的J.M.凯恩斯等经济学家,因而此非严格意义上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预测名单。并且,无论是加菲尔德的科学家排行榜还是经济学家排行榜,均以引证总次数(或平均次数)作为科学家与经济学家排行的依据,并没有考虑入选者曾经所取得的重要学术荣誉或奖项,以及可能获得诺贝尔奖的学科领域及其学术成就,加上入选者人数太多,因而并不适合于作为诺贝尔奖的预测名单,尤其是,与后来评选的引文桂冠奖相距甚远。真正比较接近于引文桂冠奖评选的工作,是加菲尔德研究团队中的主要成员彭德尔伯里、马特洛(A.Martello)于1989-1990年间在《科学家》(The Scientist)杂志上发表的三份诺贝尔科学奖的预测名单,该名单既考虑了科学家的引证总次数,又考虑了他们曾经所取得的重要荣誉或奖项,还考虑了他们可能获奖的学科领域及其学术成就。令人遗憾的是,类似于彭德尔伯里、马特洛等预测诺贝尔科学奖的工作并没有在经济学领域展开。

引文桂冠奖的正式评选工作开始于2002年,涉及到生理学或医学、物理学、化学、经济学等四个领域。据引文桂冠奖首席分析师彭德尔伯里(D.Pendlebury,2008)介绍,其具体评选程序是:首先,统计在过去二三十年中每个小领域内各个重要作者的总引用量、单篇引用量、高频被引文章总数;其次,决定哪些领域是热门领域,这些高被引作者是否是该领域的开创者;此外,还要考虑到近期诺贝尔奖的颁奖情况,评奖委员会可能会关注的领域以及各种社会、政治因素等。经过层层筛选,最终评选出生理学或医学、物理学、化学、经济学等四个领域的引文桂冠奖入选者,并以此作为预测诺贝尔奖的依据。截至2016年,引文桂冠奖先后评选出147组科学奖和经济学奖入选者,总计280位引文桂冠者。其中,36组生理或医学奖入选者,共计83位生理学或医学科学家;36组物理学奖入选者,共计72位物理学家;37组化学奖入选者,共计60位化学家;38组经济学奖入选者,共计65位经济学家。先后有43位引文桂冠者获得诺贝尔奖,其中包括10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6位诺贝尔化学奖得主,13位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14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自2002年正式评选引文桂冠奖开始,截至2016年,引文桂冠经济学奖已先后评选出38组、共计65位引文桂冠者。其中,2002-2005年间,入选的引文桂冠者每年维持3组不变,若其中某组引文桂冠者之一获得诺贝尔奖,则入选新的一组引文桂冠者进行补充。在2002年评选出的3组引文桂冠者中,D.卡内曼获得了当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尽管同组的R.H.塞勒未获奖,次年,D.卡内曼与R.H.塞勒组合均从引文桂冠者名单中删除,取而代之的是2003新入选的引文桂冠者组合R.F.恩格尔和C.W.J.格兰杰。巧合的是,R.F.恩格尔和C.W.J.格兰杰也荣获了当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因而2004年P.M.罗默被单独编组入选引文桂冠奖进行替补。鉴于2004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并未来自引文桂冠者,因此,2005年无新一组引文桂冠者入选,仍然维持2004年引文桂冠者组合的现状不变。不过,上述引文桂冠奖的评选规则仅仅只维持到2005年,2006年起每年均评选出3组新的引文桂冠者,因而引文桂冠奖总组别和总人数每年才得以逐渐增加。现将历届引文桂冠经济学奖入选者及其学术贡献扼要地介绍如下,以方便查阅和参考。

美国芝加哥大学尤金·法马(Eugene F. Fama, 1939-)与美国达特茅斯学院肯尼斯·弗伦奇(KennethR. French, 1954-)的入选理由为:“对于理解股票收益与商业波动之间关系的开创性贡献。”(2002-2005)

美国哈佛大学/胡佛研究所罗伯特·巴罗(Robert J. Barro, 1944-)的入选理由为:“对于实证宏观经济学的先驱性贡献,涉及20世纪70年代公债问题等多个领域的研究。”(2002-2005)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丹尼尔·卡内曼(Daniel Kahneman, 1934-)、美国芝加哥大学理查德·塞勒(RichardH. Thaler, 1945-)的入选理由为:“对于构成经济学与心理学之间桥梁的行为与决策方面的杰出研究。”(2002)

美国圣迭戈加州大学克莱夫·格兰杰(CliveW.J. Granger, 1934-2009)和美国纽约大学罗伯特·恩格尔(Robert F. Engle, 1942-)的入选理由为:“对于时间序列研究和预测中的计量经济学基本方法——协整分析的发展。”(2003)

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保罗·罗默(Paul M. Romer, 1955-)的入选理由为:“对于‘新增长理论’的发展,解决了经济学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在以报酬递减和稀缺性为特征的世界中,靠什么来维持经济增长。”(2004-2005)

美国哈佛大学戴尔·乔根森(Dale W. Jorgenson, 1933-)的入选理由为:“对于处理信息技术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定量方法和理论,以及广泛应用于计量经济学中的建模方法。”

美国哈佛大学奥利弗·哈特(OliverD. Hart, 1948-)、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本特·霍尔姆斯特伦(Bengt R. Holmström, 1949-)、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E. Williamson, 1932-)的入选理由为:“对于交易费用经济学以及契约、激励、公司治理问题研究的贡献。”

美国哈佛大学/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埃尔赫南·赫尔普曼(ElhananHelpman, 1946-)、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吉恩·格罗斯曼(Gene M. Grossman, 1955-)的入选理由为:“对于国际贸易和经济增长的贡献。”

美国斯坦福大学罗伯特·威尔逊(RobertB. Wilson, 1937-)、美国斯坦福大学保罗·米尔格罗姆(PaulR. Milgrom, 1948-)的入选理由为:“对于拍卖机制理论和实践的研究。”

法国社会科学大学让·梯若尔(Jean Tirole, 1953-)的入选理由为:“对于产业组织和规制的研究。”

美国哈佛大学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S. Feldstein, 1939-)的入选理由为:“对于公共经济学的研究,涉及税收、社会保障、健康经济学等多个研究领域。”

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阿门·阿尔奇安(Armen A. Alchian, 1919-2013)、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哈罗德·德姆塞茨(Harold Demsetz, 1930-)的入选理由为:“对于产权的论述以及企业理论的贡献。”

瑞士苏黎世大学恩斯特·费尔(ErnstFehr, 1956-)、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马修·拉宾(MatthewJ. Rabin, 1963-)的入选理由为:“对于行为经济学的贡献,涉及偏好、公平和合作等问题。”

美国耶鲁大学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D. Nordhaus, 1941-)、美国哈佛大学马丁·韦茨曼(Martin L.Weitzman, 1942-)的入选理由为:“对于环境经济学的贡献,尤其是对于气候变化的研究。”

美国哈佛大学阿尔伯特·阿莱西纳(Albert Alesina, 1957-)的入选理由为:“对于政治学与宏观经济学之间关系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尤其是对于政治经济周期的研究。”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清泷信宏(Nobuhiro Kiyotaki, 1955-)、英国爱丁堡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约翰·穆尔(John H. Moore, 1954-)的入选理由为:“对于清泷-穆尔模型的构造,该模型所描述的是,经济受到的微小冲击如何因抵押物价值下滑带来的信贷环境约束,导致产出可能步入下行周期。”

美国芝加哥大学/胡佛研究所凯文·墨菲(Kevin M. Murphy, 1958-)的入选理由为:“对于社会经济学的开创性实证研究,涉及工资不平等和劳动力需求、失业、成瘾、医学研究投资的经济回报等多个领域。”

美国芝加哥大学道格拉斯·戴蒙德(Douglas W. Diamond, 1953-)的入选理由为:“对于金融中介与监管的分析。”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安妮·克鲁格(Anne O. Krueger, 1934-)、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戈登·塔洛克(Gordon Tullock, 1922-2014)的入选理由为:“对于寻租行为及其影响的阐述。”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杰里·豪斯曼(Jerry A. Hausman, 1946-)、美国圣迭戈加州大学哈尔伯特·怀特(Halbert L. White, Jr.,1950-2012)的入选理由为:“对于计量经济学的贡献,尤其是对于豪斯曼设定检验与怀特标准误检验的贡献。”

英国牛津大学安东尼·阿特金森(Anthony B. Atkinson, 1944-2017)的入选理由为:“对于收入不平等的研究和福利国家以及公共部门经济学的贡献”。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安格斯·迪顿(AngusS. Deaton, 1945-)的入选理由为:“对于消费、收入和储蓄、贫困和健康以及福祉的实证研究。”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蒂芬·罗斯(Stephen A. Ross, 1944-2017)的入选理由为:“对于套利定价理论和其他金融学基础理论的贡献。”

美国考尔斯经济研究基金会/耶鲁大学罗伯特·希勒(Robert J. Shiller, 1946-)的入选理由为:“对于金融市场波动性和动态资产定价的开创性贡献。”

美国芝加哥大学萨姆·佩尔兹曼(Sam Peltzman, 1940-)、美国联邦第七巡回上诉法院/芝加哥大学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 A. Posner, 1939-)的入选理由为:“对于规制经济理论的发展。”

美国斯坦福大学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S. Granovetter, 1943-)的入选理由为:“对于经济社会学的开拓性研究。”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理查德·布伦德尔(Sir Richard Blundell, 1952-)的入选理由为:“对于劳动力市场和消费者行为的微观计量经济学方面的研究”

美国芝加哥大学约翰·李斯特(John A. List, 1968-)的入选理由为:“对于现场实验经济学方法的推动。”

美国西北大学查尔斯·曼斯基(Charles F. Manski,1948-)的入选理由为:“对于部分识别的描述和社会互动的经济学分析。”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麻省理工学院奥利维耶·布兰查德(Olivier J. Blanchard, 1948-)的入选理由为:“对于宏观经济学的贡献,涉及经济波动与就业的决定因素等领域。”

美国胡佛研究所/斯坦福商学院爱德华·拉齐尔(Edward P. Lazear, 1948-)的入选理由为:“对于人事经济学这一独特领域的发展。”

美国哈佛大学马克·梅利茨(Marc J. Melitz 1968-)的入选理由为:“对于企业异质性及其国际贸易的开创性的描述。”

自2002年引文桂冠奖首度评选以来,截至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已颁发15届,先后有29位经济学家获此殊荣。其中包括此前14位引文桂冠经济学奖入选者,他们分别为:

丹尼尔·卡内曼(2002)、克莱夫·格兰杰、罗伯特·恩格尔(2003)、保罗·克鲁格曼(2008)、奥利弗·威廉姆森(2009)、托马斯·萨金特、克里斯托弗·西姆斯(2011)、尤金·法马、拉斯·汉森、罗伯特·希勒(2013)、让·梯若尔(2014)、安格斯·迪顿(2015)、奥利弗·哈特、本特·霍尔姆斯特伦(2016)。同时也应当注意到,同期共有15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未能来自于引文桂冠者。并且,除最初两届共计3位引文桂冠者获得了当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外,来自于引文桂冠者的其他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均经历一段时间的等待才获奖,具体等待的时间分别为:1年(希勒);2年(克鲁格曼);3年(萨金特、西姆斯、威廉姆森、迪顿);5年(汉森)、7年(梯若尔)、10年(哈特、霍尔姆斯特伦)、11年(法马)。

那么,如何看待引文桂冠经济学奖与诺贝尔经济学奖之间的相关关系,本文从年龄结构、学术地位等角度做进一步的考察和分析。

在截至目前的78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中,最小获奖年龄为51岁,最大获奖年龄为90岁,平均获奖年龄67岁。其中,55至84岁之间的获奖者达74人,占获奖者总数的95%;不足55岁的获奖者两人,超出84岁的获奖者两人。因而55岁和84岁也可以看成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较小年龄和较大年龄。在截至目前的65位引文桂冠经济学奖入选者中,最小入选年龄为46岁,最大入选年龄为94岁,平均入选年龄为63.5岁。考虑到诺贝尔奖往往滞后于引文桂冠奖,入选者平均年龄小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平均年龄约3.5岁,应该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引文桂冠者最小的入选年龄偏小,低于诺贝尔经济学奖最小获奖年龄5岁,意味着部分入选者资历尚浅,短期内难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更不可能问鼎当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同样,其最大的入选年龄偏大,超出诺贝尔经济学奖最大获奖年龄4岁,这些入选者获得诺贝尔奖的可能性也很小,或者难以等到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降临。

总体而言,入选年龄低于51岁最小获奖年龄或超出90岁最大获奖年龄的引文桂冠者共计8人,占引文桂冠经济学奖入选者总数的12.3%;入选年龄低于较小获奖年龄55岁或超出较大获奖年龄84岁的引文桂冠者共计17人,占引文桂冠经济学奖入选者总数的26%。据此可以推断,就预测当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而言,大约有四分之一的入选者年龄偏小或偏大,八分之一的入选者年龄太小或太大。诚然,即便入选年龄偏小的引文桂冠者,若干年之后也会达到和超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最小获奖年龄(51岁)或较小获奖年龄(55岁)。或者,入选年龄暂时处于获诺奖概率较低的年龄段,若干年以后可能进入获诺奖概率较高的年龄段。这就是部分引文桂冠者在入选当年难以获得诺贝尔奖,而在若干年以后可能获得诺贝尔奖的原因所在。与此类似,尽管大部分引文桂冠者的入选年龄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年龄基本上相吻合,若干年之后也会超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较大获奖年龄(84岁)或最大获奖年龄(90岁)。

诺贝尔奖往往是一项“锦上添花”的大奖,获奖者在获得诺贝尔奖前往往取得过很高的荣誉或奖项,拥有很高的学术地位。据笔者考证,美国经济学联合会(AEA)、欧洲经济学联合会(EEA)的历任会长(Presidents),美国经济学联合会的历届杰出会士(Distinguished Fellows)、外籍荣誉会士(Foreign Honorary Members),美国国家科学院(NAS)院士等均属于比较接近于拥有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学术荣誉。事实上,在截至目前78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获奖前取得上述荣誉的经济学家共计58位,占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总数的3/4,因而,这些经济学家往往属于最具竞争力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候选人之列。除上述最具竞争力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候选人,美国经济学联合会的历任副会长(VicePresidents)和执行委员(Members of the ExecutiveCommittee),美国经济学联合会约翰•贝茨•克拉克奖(JohnBates Clark Medal)得主与欧洲经济学联合会于尔约·扬松奖(Yrjö Jahnsson Award)得主,也属于较具竞争力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候选人。此外,具有竞争力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候选人则包括美国金融学联合会(AFA)会长或会士、美国文理科学院(AAAS)院士或外籍院士等。

总体而言,引文桂冠经济学奖入选者大部分属于最具竞争力、较具竞争力或具有竞争力的经济学家。截至2016年底,在65位引文桂冠经济学奖入选者中,除14位已经获得诺贝尔奖,另外3位已去世外,健在的引文桂冠者共计48位。其中,曾当选为美国经济学联合会或欧洲经济学联合会会长,当选为美国经济学联合会杰出会士、外籍荣誉会士,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的引文桂冠者共计22位;此外,当选为美国经济学联合会副会长、执行委员,荣获约翰•贝茨•克拉克奖、于尔约·扬松奖的引文桂冠者,当选为美国金融学联合会会长、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的其他引文桂冠者共计18位。未取得上述荣誉的引文桂冠者只有8位,仅占健在的引文桂冠者总数的1/6。

当然,从2002年以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的实际情况来看,引文桂冠经济学奖也的确遗漏了一些最具有竞争力的诺贝尔奖候选人。就15位未曾入选引文桂冠奖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而言,史密斯(2002)、奥曼(2005)、谢林(2005)、费尔普斯(2006)、赫维茨(2007)、奥斯特罗姆(2009)、戴蒙德(2010)、莫滕森(2010)、皮萨里德斯(2010)、沙普利(2012)等10位诺贝尔奖得主就来自于美国经济学联合会会长、杰出会士、外籍荣誉会士,美国科学院院士,欧洲经济学联合会会长。也正是由于遗漏了这些最具竞争力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候选人,从而导致通过引文桂冠经济学奖预测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成功率并不能令人十分满意。

引文桂冠奖素有“诺贝尔奖风向标”之称,进而人们关注颇多。然而,近年来的诺贝尔奖得主并未出自当年度引文桂冠者,因此其“诺贝尔奖风向标”性质也饱受质疑,甚至被部分媒体贬之为“诺奖界的贝利”。客观地说,既然引文桂冠奖定位于预测“当年及未来”的诺贝尔奖,那么当年度的诺贝尔奖得主自然可能出自往届而非当年度的引文桂冠者。事实上,就经济学奖而言,自首次引文桂冠奖评选以来,已有近半诺贝尔奖得主出自往届引文桂冠者之中。因此,应当辩证地看待引文桂冠奖与诺贝尔奖之间的关系,而非片面地纠结于诺贝尔奖与当年度的引文桂冠奖有无对应联系。并且,随着入选的引文桂冠者逐年增加,覆盖的学科和领域越来越广,可以预见,未来诺贝尔奖得主出自往届引文桂冠者的概率将越来越大,但同时,新评选出的引文桂冠者获得当年度诺贝尔奖的概率势必也将越来越小。当然,引文桂冠奖的评选也有令人遗憾之处。比如,部分入选者过于年轻,资历尚浅,即使拥有较高的被引证率,短期内也难以问鼎诺贝尔奖。而对于部分学术地位很高的潜在诺贝尔奖得主,引文桂冠奖却未将其收入囊中,从而导致通过其预测诺贝尔奖的效果并不那么尽如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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