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写中国的外国人何伟:我觉得我还不了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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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海斯勒(何伟)坐在北京一家酒店旁的咖啡厅里,神情专注,倾听每一位记者的问题并作答。那种被采访者重复的问题问多了的倦怠,在他眼神里看不到。相反,你坐在他对面,偶尔会感到你们之间神奇的换位。“是吗?”“你是这样看的。”言语交流,你的某一句话,会让他在小本子上记些什么。写的都是英文,但口头交流已经是流利的中文。时不时他也会反问你一些问题,这让你觉得,这一番交手之后,他从你这儿观察并了解到的,比你多得多,他才是那个回去后能写出好稿的人。

《寻路中国》、《江城》、《奇石》,彼得·海斯勒已经在国内先后出版了三本书,但从观察与进入中国的角度来说,《奇石》中的《野味》,才是真正的开始。就这一篇,他在后记中提到,有人问他当真吃过餐馆里的老鼠吗?他说:作家总需要个切入点。面对何伟,我告诉他我也很想搞明白这件事,他想了想回答说,这其实是个怀旧的说法。因为这是他第一篇《纽约客》文章,他作为非虚构创作的开始。

当然,就整部书而言,《江城》才是他书写中国的起点。到了《寻路中国》,他对中国的人情物事已经驾轻就熟。如果有一种东西可以叫做何伟式的书写,那就是把那些微不足道的地方与人,写得令每一个中国人心领神会。

同为记者,类似的疑问已经被很多人问出:“为什么我们不能写出何伟笔下的中国?”对此何伟的回答很是善解人意:“工作性质不一样。你们节奏太快了,要短时间出稿子,而且,篇幅也不允许你们写那么长。”

当然,我们知道不是。真正的答案是,我们既没有像他那样切实的寻路中国,也没有像他那样不带成见地去观察并理解身边每一个事物,并思索它之于一个变动社会的意义。我们习焉不察之处,正是他感兴趣并竭力捕捉的。换句泄气的话说,他写了我们觉得不必书写的那部分。而恰恰通过它们,最大程度还原了中国当下的真实。

而这到底又是怎么做到的呢?虽然彼得·海斯勒在采访中做到了开诚布公,但我相信,它仍然是谜一样的存在,因为涉及到一种叫天分的东西。

1996年至1998年,彼得·海斯勒作为美国和平队志愿者一员到涪陵教书,这段生活让他写出了《江城》。在他看来,涪陵是一座“处在变化边缘的城市”,当时还没有通网络。除了少数外国同行,每天面对的都是中国人,有要教的学生,还有教职员工。学生饭馆老板,茶楼里的茶客。大量的时间用来学语言,他因此慢慢能看懂墙上的标语。何伟和中国人一起过节,也尝试对付中国人饭桌上的酒场应酬,甚至包括个别麻烦的求婚者。同时,他拥有了一个中文名字:何伟。

取一个中文名有多重要?彼得·海斯勒说:和学语言一样重要。这不仅意味着一种融入,还意味着身份的改变。“非虚构作家有时应该想一想身份。身份不是一个能轻易改的事情,但学习外语是一个改变的方式。”学语言,让他在写《甲骨文》一文时,能用汉语收集更多资料,但他看重的仍然是,看问题角度的改变。”彼得·海斯勒承认,去涪陵之前和离开之时,他看中国的角度已不一样。而涪陵所赋予的角度,到后来继续书写中国,倒是没多大改变。已出版了三本有关中国的书的他,更有理由确信,他对中国最重要的看法、意见,是在涪陵这座小城建立的。

虽然从小立志要当一个作家,但来中国西南这座小城之前,彼得·海斯勒并没有大量读一些西方前辈写中国的书。他似乎也没意识到,他事实上已经成为所谓西方人看中国链条中的一环。“我只想传达自己最独特最个体的经验。我并不会去比较,别人会怎么写中国。我那时读到并喜欢的非虚构作家,他们写的是美国或其他地方。”

同样他也不去想,人们会怎样看待他笔下的一切,甚至连这本书能否出版都不知道。“我跟出版社没有什么联系。当时也没有想,我是在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我只是想记录下我在涪陵的经验。那里的人,那里的事。提醒自己不要忘记这些。”

《江城》初写出来时,他曾寄给一些美国的出版经纪人,回应不多。但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他的书不断出现在销售排行榜上,甚至成为美国一所大学向年轻人推荐的了解当下中国的必读书。

最初的出版波折,对彼得·海斯勒的影响并不大。非要说影响,那就是让他坚定了自由写作的决心。“如果最开始就是出版社委托我来写,就很有压力,而且写起来很不自然。”

彼得·海斯勒身处涪陵时,目睹了长征六十年纪念、香港回归以及逝世,三峡大坝的影响虽未波及,但已在谈论与想象中。涪陵虽地处边缘,同样能感受到社会的变化。彼得·海斯勒以《江城》一书,做了变迁中的中国的画像。当然,也经历了外来者在融入一座城市时的种种:接纳与排斥、友好与偏见、理解与误解同时存在,而正是在对这不同反应的消化、辨别与理解当中,他完成了从彼得·海斯勒到何伟的转变。

何伟写《寻路中国》,缘起于2001年夏天到2008年他在中国所做的自驾车旅行。作为第一本被翻译成中文简体版的书,在它出版的2011年,几乎横扫所有国内书媒的年度好书奖。

何伟自己也认为,这是他写中国写得最纯熟的一本书。他把观察中国的两个点,分别放在怀柔的三岔口村和江南的丽水。通过乡村,何伟希望连接到中国的过去,而通过临近温州的丽水,何伟想探究中国未来的可能性。而无论是写乡村还是写城市,有一点没有改变,他始终聚焦的,是中国最广大也最普通的家庭里面最普通的人。三岔口村让人记住了魏子淇一家;而在丽水篇里,何伟让人印象深刻的是那位应聘职位,开始还被排除在名单之外,最后竟然把一家三口都带进厂的小姑娘。

有关这个小姑娘的竞聘故事,我不知跟多少人重述,但每次回到书本,都觉得不如何伟自己写下来的精妙。

“这需要时间。很多东西并不会一挥而就。”何伟说。他去丽水,前后很多次,在那里所呆的时间有一百多天。彼得海斯勒“跟相同的人不断地相遇,这是很重要的方面”。正因为处得很熟,人们才习惯了他这个老外的存在。“小姑娘应聘时,我就在旁边看着。”

“我采访时其实并不知道会写出什么样的故事。那时的目标是细节要收集到,还有人物的背景与经历。我只是记录而不太想。到真正写的时候,我才会把所有的资料放到特有的结构,这时再来决定哪个细节最重要。人物说的哪些比较有意思。这个故事会结束于美国,在当时我也是不知道的。但是最后权衡,觉得这样处理更好。”

当然,有关何伟笔下的故事,之所以无法转述得精妙,还因为你无法复活何伟笔尖的幽默。《寻路中国》里,他在自驾旅行的文字中,不断穿插一些交规法条,让人读了忍俊不禁,而且并不觉得它带有现实的嘲讽。“人生若只如初见”,你反倒觉得,这个何伟做到了这一点,因为初见,所以好奇地说了出来。

何伟总是说,他的写作经验,一方面来自于小时候的经历——他的身为医学社会学家的父亲,总是教他怎样观察一个人。另一方面,来自《纽约客》编辑的要求——《奇石》中的很多篇章,都曾经是为《纽约客》所写。

但显然,也有些纽约客作家的笔法和何伟不同。写作《广岛》一书的约翰·赫西,在投下之后来到日本,采访了很多人,写下了这座城市里几个人前后几十年的命运。中间他并没有让自己现身,但好像,一切也都历历在目,该表达的都已表达。而在何伟的书中,他习惯将自己置身其中,使用第一人称叙述。故事中的他,有时被周围人善待,也有时被态度友好的警察驱逐。

何伟觉得这样的现身很重要。“我要告诉读者,我是怎么收集到这些资料,我怎样与人交往。而在这交往的过程中,有些人很可能因为我是外国人,给我的反应是特殊的。我也希望读者能意识到这一点。”何伟对非虚构作品采用第三人称有保留态度。“所有非虚构作家都有限,不是什么都懂。所以采用第三人称叙述,你就不知道边界在哪里。”

读《寻路中国》,人们会相信,何伟与三岔口村的魏子淇一家已经有了深切的友谊,因为魏子淇的孩子生病,何伟还会跟着去医院。并且为这孩子的病情,咨询美国的医生朋友。但何伟仍然认为,这个中国农民身上有些部分,他还是不太懂。而且对方也不会公开对他讲。“一个叙述者告诉读者自己的有限,也是很重要的。”这是何伟看中第一人称的主要原因。

另外,因为用了一个“我”,何伟感到自己的幽默有了非常自然的施展空间。同细节一样,何伟也把幽默看作写作的重要部分。“幽默使生活变得好玩。而且什么人都能懂。中国人看了会笑,美国人读到那儿也会哈哈大笑。美国人会想,中国原来并不是一个令人可怜的地方。不像想象中那么封闭、落后,没有个人意志。我不要给他们这样一个印象。”

幽默机敏,亲切友善,何伟的文字总是散发出这样的气息。人们能感到,他其实能很快拉近与周边人的距离,同时让人放心地忽略他的存在。有些人关系处近了,会喜欢给对方提建议与解决方案,但何伟始终把自己定位成观察者的角色。“我要了解与记录,而不是预测与解决。美国人特别喜欢解决别人的问题……”何伟做了一个不以为然的表情,“但是在中国,我看到的有能力的人好多。比如那个《寻路中国》中的小姑娘,找工作比我厉害。连她的老板都说,她是会办事情的人。不是我帮助她,而是我尊敬她。”

当然,中国人身上的问题他也不会无视不见。“最初接触中国人,他感到每个人都忙于应对变化,没时间思考。”而今天的中国人,有余裕做反思了,“中国人让我觉得他们有能力解决问题。自己决定自己要做什么,这才是最好的。我可以让他们看到细节,但不必告诉他们要做什么。”

已经写了中国三本书,何伟依旧承认自己不够懂中国。“你们懂吗?是吧,你们也一样。你们这样,我更是这样了。”但他并不因此同意另一种关于写作的流行说法:在一个地方呆一天,可以写部长篇;呆上几个月,可以写篇散文;呆上几年,什么都写不出了。“不可能是这样。人对一个地方认识越深,越能写得好。”

但显然,何伟没打算继续在中国呆下去,他已转战埃及。埃及同样有悠久的文化,但又离中国较远。这种差异性,很吸引他。还有一个原因,是埃及对当今世界来说,是个重要的舞台。可写的东西多,《纽约客》也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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